去脈絡化似乎是問題的根源

對於前一篇post：研究所法學教育值得探討的問題，元豪點出「本土化」與「去脈絡化」，或許是更大的問題。他的留言讓我想到不少東西，尤其把不短的法律學習過程當中，尚甚鮮明或者已經逐漸淡忘的各種想法連結起來。湊攏之後發現，去脈絡化，或許是這些問題的共同根源。

以下我將先轉貼元豪的留言，再寫上我的想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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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ruce：

我更覺得，不夠「本土化」才是台灣法學教育（或研究）最大的問題。

課程內容鮮少關懷「台灣本地出現什麼法律問題」，或是「台灣的問題需要用什麼法律策略與論述來解決」。

看看美國的教科書與法律論述，多麼「本土」！讀美國的案例教材，等於是在讀美國的社會史、政治史。那樣的法律是跟社會緊緊扣合的。在這種情況下，一旦舊有的法律論述無法解決既有的問題，大家就會趕快找「可行出路」。

反觀台灣，釋義學的發展非常不重視「社會」。以行政法來說，這應該是一個與社會經濟政治脈動結合得最緊密的科目，但在台灣卻與現實隔閡非常大！

因此，所謂的「國際化」或「全球化」其實也很少真正關注「台灣該怎樣因應全球化」來談「法律的角色」。

去脈絡化的研究教學，當然沒有科際整合（因為只有抽象的空洞公式），也不需要國際化（因為台灣的國際化脈絡與需求，跟法學無關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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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去脈絡化」似乎真的是問題的根源。因為去脈絡化，所以不重視實務上的動態，也不關心台灣法律行業所面對的國際互動。也因為去脈絡化，學生沒有辦法感受到法律制度實際運作的動態層面。在這個觀點下，比較政府這麼靜態的課程，為什麼可以讓不同國家的政府體制從書本裡活起來，似乎也有了答案。

就行政法而言，我感受到的最大問題，是缺乏政策思惟，過於「就法論法」，老是愛硬套空洞公式。這正是我二年多前和元豪提到，在同學論述裡所發現的問題。這在行政機關的法務單位，尤其是法務與業務單位人員不互相調動的機關，也很常見。簡單講就是沒有體認到行政法的高度工具性（「功能法」性格）。它往往只是達成行政目的之手段，或是在達成行政目的同時，保護可能受損的人民權益的手段。照常理，在達成同樣目標的前提下，手段應該保持開放，以肆應不同情況，不是嗎？如果緊抱特定手段不放，不是捨本逐末、自縛手腳嗎？這其實也歸結到，對於行政法實際運作所處的脈絡，沒有體會，也沒有認同。

本土的深化，相當程度而言是比國際化更為困難的一個課題。因為國際性的研究，至少可以從國外學者的既有研究成果裡得到奧援。可是本土研究，我們非得胼手胝足才行。

在教學上，案例教學的引進，尤其是非客觀第三人立場的理論套用性評釋，而是以律師等參與者角色進行的案例研討，或許可以起不小的作用。在沒有casebook可用的領域，光是案例的尋找與累積，就得花上不小力氣。

至於本土研究，我在台灣的碩士論文，其實就是朝這個方向在做。可能因為不只是本土研究，同時切入角度是該領域實務工作者沒有意識到的，當時學校也還沒有Westlaw或LexisNexis，因此在國內與國際層面上，都缺乏資源。而且也失去了藉由論文寫作，去熟悉特定領域外國文獻的寶貴機會。現在回想起來，可能有部分得歸咎於當時研究眼光不夠，沒有從一些爭議案件下手去作訪談吧。不過就算現在的我，還是覺得本土研究，尤其是弄清楚本土脈絡所需要的科際整合研究，頗具有困難度。碰到這方面的研究構想，就不自主地在腦袋裡，把順位向後挪……

如果回到上一篇所提出的問題，我想「外國理論」與「本土案例」（含遭遇的國際案例），應該是法研所教育的兩大目標。為達到這兩個目標所需要的其他支援課程，例如基礎外國法、本國法進階課程、本國與國際實務課程等，也得要具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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